2003年，我国事业单位125万个，供养人员近3000万，消耗财政事业经费6469亿元，还消耗自己收支的预算外资金估计在3500亿以上，或者更多。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公务员人数是650多万人,全国总人口近13亿,依此计算,则“官民比”为1:198。而教师、医护人员、研究人员等财政供养人员是不能算“官”的。

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表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2007年，官方公布我国干部有4093万人。那么干部与普通公务员、在编、临编人员按照1：2.5定律换算，最保守估计中国官员的总人数应为1亿。

在外界纷纷感慨官员太多的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表示：中国的官民比美国等国家都低！原人事部人事研究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比美国低。

面对众说纷纭的官民比，我们该相信谁？此次辽宁改革抛出的两个官方数据似乎给出了答案。

今年6月11日，《辽宁日报》称辽宁省直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已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精简比例达到90%。八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还特地将1：39的官民比定为奋斗目标。

这是改革后的官民比。

文章还透露，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余家、事业编制超编110万名。而且，2017年年底，辽宁省人大通过草案，超编人员不得办社保发工资。如此看来，要裁掉这110万，官民供养比才能达到1：39。有了这几个数据，改革前的供养比，只需要算道简单算术题就可以了：

2016年的数据显示，辽宁省有人口4378万，按照1：39的供养比，改革后辽宁有112万吃官饭的。那改革之前吃官饭的，就是112+110=222万，用4379除以222就等于改革前的供养比，答案是1：19.7。

相比较于我们前文提到的，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透露，中国公务机关人员官民比例1:26。同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表示，官民比1：18。算出的数据跟周天勇教授的数据较为接近。

如此看来，即便裁掉百万冗员，改革后的1:39也属国际高标准。不过辽宁的这次改革必须点赞，机构改革是多少年都改不动的痼疾，能做到这个程度，实在不容易。看这些天辽宁新闻，几乎每天都是机构改革。砸掉百万人的饭碗，必须要有大魄力才行。

官民比已创历史新高。

中国历史上民养官的比例：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2004年，“官民比”已达到了1：26。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000115

同时，国外一些国家的“官民比”情况：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印度是1：100。以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市领导”为例，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 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除了人多，”官的胃口”也是大的惊人。

据统计，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000多亿元人民币，加上公安和武警的1500亿元，这样就消耗了当年GDP的13%还多。很多地方的财政成了“吃饭财政”，有60%的县级财政收不抵支，其预算的八成甚至更多用于养人。

2013年，“八项规定”正式执行！数据显示“八项规定”执行当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约70.15亿元，比2012年实际支出减少4.1亿元。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中，中央本级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限额61.47亿元，比2016年预算限额减少了0.31亿元。

经济下行，辽宁以大刀阔斧的事业单位改革，传递了与大家共克时艰的决心。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