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十四五”时期 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内外环境会更加复杂，但我国经济具有充足的发展韧性，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其深入发展大势不会根本动摇。因此，机遇 大于挑战，如果沉着应对，国有企业仍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一，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在增加，下行压力在增大。

　　从政治角度看，国际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对外贸易速度可能放缓、动力可能削弱、规则或将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将进入艰难重构期。从经济角度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美国经济这一波长周期即将走完上行阶段，今后几年很可能在下行阶段震荡徘徊。全球制造业PMI和新订单指数持续回落，OECD领先指数下行，这些都预示全球经济见顶回落。伴随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中枢上行，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在增大。这种复杂的外贸环境会给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对出口导向或者国际化比重较高的国有企业影响会更甚，需要这些企业一方面在国外开拓新市场，向中等发达国家发力，另一方面需要这些企业善于错位竞争，寻找新的市场空隙。

　　第二，我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现在难以持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逐年上升，2016年这一比重上升至80%，已经非常高，然而投资效率却在下降，目前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45%左右。我国实体经济领域的总杠杆率从2010年的177.8%迅速攀高到2016年的237.6%，整个社会杠杆率持续上升。从能源和环境的角度分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

2015年中国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的23%，占全球净增长的34%，创造的GDP只占到世界经济的15%左右。目前中国基建已经过了高峰期，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掉到了32%左右。在当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收紧城投融资平台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靠基建投资撑起整个经济，难度较大。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要由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持续的主线，国有企业要下决心推动企业发展进行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

　　第三，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会更加突出，创新需求更加迫切。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科技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以及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的问题日益凸显。世界格局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新阶段，出现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全面竞争态势，我国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环境，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面对目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国有企业迫切需要摆脱技术依赖，在核心关键技术上努力突破。

　　第四，受到的发展约束更多更紧，转型升级的倒逼会更强烈。

　　在我国东部地区，国有企业普通人工成本已达8-10万元/年，城市住宅价格普遍已达1.5万元/平方米，一些大城市已经达3万元以上/平方米，工业用地也达100万元/亩等。环保要求趋于更严，各种环保督查问责不断。许多国有企业承担着政府融资平台的职能，而国家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更严。这些都倒逼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方式必须摆脱粗放型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高度重视前瞻性基础研究和系统性原创性研究，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

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的良好机遇

　　第一，政策制度红利会不断释放。

　　我国加大减税措施，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税率降至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等等。一些省也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如浙江省出台《浙江省企业减负降本政策（2019年第一批）》，从落实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省级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等方面给企业减负降本。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让高效便民数字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真正深入。浙江省级层面出台国企改革配套文件55项，各地制定相关文件340余项，形成全省深化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浙江省属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混合所有制比重为70.7%，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61%。浙江省国企有72家开展外部董事试点，44家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国家和省级的这些政策制度在“十四五”时期会不断释放红利，降低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第二，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消费空间不断拓展，这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容量。

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64644元，以美元计价，我国2018年人均GDP为9769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约为 1.25万美元。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2018年食品烟酒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为28.4%，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达到30%-40%为富裕水平，低于30%为最富裕水平，由此从消费结构指标看，我国已连续两年保持在“最富裕”水平。从最终需求看，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6.2%、32.4%和-8.6%。我国居民不仅消费能力在提升，消费空间也在扩大。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9.58%，但稍高于54.83%的世界平均水平，却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5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45%，中国城市化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未来10年中国将新增1.85亿城镇人口，这将带来基础设施、地产、新零售、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广泛需求。2018年移动游戏、网络购物约车平台、旅游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子行业增速达30%-50%。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711亿GB，比上年增长189.1%。消费使生产得以最终实现，巨大的消费潜力将会给国有企业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来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化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

　　第三，国有企业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具有足够的发展韧性。

　　以浙江为例，浙商精神渗透在当地的国有企业文化中，浙商的自强、坚韧、务实的精神，是浙江历史文化的新传承，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是浙江最为宝贵的财富。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浙江省市两级企业本级全部实现党建要求进公司章程，将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管党治党责任逐级落实，浙江全省国企党建工作责任制办法出台实施，“一张清单、双层述职、三项评价”制度不断完善。浙江省国有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截至2017年底，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4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净资产3.26万亿元，位列全国第四；2017年营业收入1.53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五；利润总额946亿元，位列全国第六。分别比2003年增长13.7倍、14.2倍、3.4倍和4.1倍。有9家国企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其中物产中大集团连续8年入选世界500强。浙江省国有企业布局更趋合理。国有资本在基础性领域和优势行业集聚度超过85%。浙江省港口、机场资源和省属高速公路、铁路资产等重大重组深入推进，海陆空三大省级交通产业平台基本搭建完成。国有企业已经具有的这种发展韧性，为“十四五”时期战胜发展的困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只要牢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经济环境，都会打出一片新天地，夯实国有企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